美國人良好的公德似乎總被中國人羨慕,譬如說,美國人很注意遵守交通規(guī)則,過馬路不闖紅燈.

其實,這是一種誤解.在美國,闖不闖紅燈還要看是車是人,無論何時汽車都不能闖紅燈,但行人卻有闖紅燈的“絕對自由”,比如,在紐約這樣擁擠的大城市里,行人也常常亂穿馬路.不過,總體來說,美國確實沒有什么行人闖紅燈,其原因有二,一是大多數(shù)人都開車,除了在鬧市,行人本就不多;二是大多數(shù)非鬧市區(qū)車道都是為車設(shè)計的,車速快,如果行人要闖紅燈,小命堪虞,行人實在不敢冒這個險.

但中國人卻常冒險.有個冷笑話,一個中國人在美國過馬路時闖紅燈,被美國女友蹬了,說你連紅燈都敢闖,還有什么不敢干的?接受教訓(xùn)后,回到中國,又因為過馬路時不敢闖紅燈,被中國女友蹬了,說你連紅燈都不敢闖,還能干什么?

從某種意義上看,闖不闖紅燈只是風(fēng)險認識問題,與公德無關(guān).

所謂的風(fēng)險認識,只是一個經(jīng)濟層面的理性取舍問題.同樣是闖紅燈,在中美的結(jié)果是不同的.在美國,行人闖紅燈,司機們怕,只要人車相遇,不管

誰有理,車都是無理的.中國不少司機往往在快撞到人時,忽然來個急剎車,然后探出頭來破口大罵,甚至還有“寶馬”車連撞數(shù)人的事.

為什么會出現(xiàn)這種差別呢?一個重要原因是中美兩國對生命的理性判斷存在差異.許多中國人常以物質(zhì)化的東西衡量生命的輕重.按他們的理解,有車一族好歹有兩個錢,坐在車里總有點優(yōu)越感,就不該讓著路上那些車都買不起的窮人.但在美國,窮人也買得起車,富人也可能走路,說不定被司機撞倒的可能是億萬富翁呢.

美國這種打破以物質(zhì)為衡量生命標準的努力很早就開始了.《亨利·福特自傳》中說,一百多年前,美國汽車大王福特曾言道,要讓每一個人買得起車,為此,他努力生產(chǎn)為普通人設(shè)計的國民車.這使得美國中產(chǎn)階級日益壯大,帶動了內(nèi)需和良性經(jīng)濟循環(huán).這種價值觀和國民車的概念在很多國家都得到推廣,比如德國的大眾,意大利的菲亞特.

而中國很多地方仍在推行歧視小排量汽車的政策,在客觀上造成了只有富人才能充分享受汽車的狀況.因而,車仍然標志著我們階層的劃分,而不同階層間,對生命的價值就有不同認識.在美國交通事故里出一條人命,法律后果是非常嚴重的,而在中國,很多交通事故里,醫(yī)療費比死亡賠償金高出許多.所以,司機這行里有句殘忍的話:“撞殘不如撞死.”

誠然,東西方對生命衡量標準的不同,并不能說明文明的優(yōu)劣.《菊與刀》的作者、美國著名人類學(xué)家魯斯·本尼迪克特曾驚訝于日本人寧可付出生命也要奪取勝利的價值觀,認為這是東方文化中精神重于物質(zhì)的傳統(tǒng).也正是這種原因,東方國家在諸多戰(zhàn)爭中,通常都能以“敢死”的犧牲精神獲得勝利.在和平年代,對于精神、榮譽和名位的追求,也常常使東方人勤奮刻苦.當然,東方人“過勞死”的比例遠遠高于西方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