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上班處不遠有一條路,車很少,路很寬.不知道什么時候開始,靠路北停了一排貨車;再過一段時間,路南也停了一排,只剩下中間一個窄道勉強通行.遇到對面也有車來,雙方又誰都不肯讓,就發生堵塞.親眼看著這條路由通衢到停車場的變化,有點感慨.有一次就想,為什么沒有人在中間也停一排?這樣大家都走不了,看警察管不管?想到這里,腦子里突然一亮: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社會模型啊,很多深奧的道理,在這里變得一目了然.

1.公共利益被蠶食是公眾縱容的結果

在這個占道模型中,我們首先看到的是,面對侵害公共利益的行為,公眾一致采取了寬容態度.從第一輛車開始停放,直到兩側被停滿,沒有一個人會抗議、阻止.盡管每一個路過的人都知道這是不對的,但大家都只想怎樣盡快通過這里,“過得去就行啦”,誰如果停下來批評占道停車者,大家會覺得他腦子出了問題.于是,只要警察不來管,這些占道停車就不會遇到任何麻煩.由此我們可以想象在其它比較隱蔽的場合,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情況一定更加普遍,各種形式的“占道”一定更加缺乏監督.一個局長提拔自己的情人當處長,一個廠長指示采購員訂購自己親屬經營的產品,一個院長授意法官照顧某位當事人,一個行長要求信貸員違規放貸,這些現實生活中隨時都在發生的違章、違法行為,它遭遇抵制、阻止的可能性有多大?通過占道模型,我們看得清清楚楚:即使它的違法性路人皆知,也不會有任何人出面制止,理論上“來自廣大干部群眾的監督”,實際生活中基本上不會出現.這種侵占公共利益行為積重難返之后,就成為社會腐敗現象.腐敗其實與占道一樣,有一個醞釀的過程,而在這個過程中,公眾的縱容態度,是重要的催化劑.

2.不分善惡,只講利害是中國人的基本價值取向

公眾為什么會縱容侵占公共利益的行為?因為這對于自己是最合算的.中國有古訓說“勿以善小而不為,勿以惡小而為之”.但這只是說給別人聽,而不是用來指導自己行為的.拿占道模型來看,停車一方,省錢省事,這明顯是利;而在過路一方,出面糾正占道,輕則耽誤自己的時間,重則可能挨揍,這明顯是害.利害相權,當然趨利而避害.所以,明明知道侵占公共道路是惡,與惡作斗爭是善,但沒有人因此而放棄“惡”,也沒有人愿意堅持“善”.“兩利相權取其重,兩害相權取其輕”,這才是中國人做人處事的基本原則.不了解這一點,就是不了解最基本的國情.

臺灣學者龍應臺女士有一篇文章《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》,其中列舉了許多違反公德的行為,她驚異的不是那些行為本身,而是大眾對這些行為的麻木.她認為如果大家一起發出憤怒的吼聲,那些缺德行為就無法存在.這在理論上當然是非常正確的,可是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,這種“如果”基本上沒有發生的可能.我不知道龍女士看到《動物世界》中一頭獅子敢在龐大斑馬群中捕食的場面,會不會質問“斑馬,你為什么不反抗”?事實上,如果斑馬們一起反抗,再強悍的獅子也不可能得逞.可是,斑馬世代遺傳的智慧告訴它,反抗獅子是愚蠢的,逃避才是最合算的,團結對敵的情形永遠不會出現.獅子非常清楚這一點,所以肆無忌憚.中國老百姓就是一個大斑馬群,幾千年的生存競爭使得大眾都懂得了不能按善惡標準來行動,要想在這個社會獲得安全,進而獲得利益,必須精于“利害”的計算.這樣的一群人在一起,就構成了一個高級動物世界.要么變成獅子,要么與獅子搞好關系,否則就只好逃避,斑馬們沒有別的選擇.

3.“過得去”是底線,把路堵死就會引發總清算

從占道模型來看,侵占公共利益一方必須掌握好一個分寸,就是不能把路徹底堵死.堵死了,其它人徹底過不去,容忍度降低為零,矛盾馬上激化.所以我們看到的占道停車,都要給過往車輛留出一個通道,這并不是占道的人有公德心,而是不留通道,自己的利益也就結束了.但問題在于,占道的這個群體很難理性地實行自我約束,已經占到位置的希望就此保持現狀,而沒有占到的,還要拼命插一腳進來,把路徹底封死的結局是必然的.然后就是沖突、清理,恢復原始秩序;之后就又開始一輪新的蠶食.

中國歷史上周期性的統一到分裂、和平到戰亂,具體的原因有很多,但總的規律,都是統治階層在江山坐穩后,競相蠶食公共利益,不斷擠壓大眾的生存空間,導致多數人“過不去”,打破了老百姓的底線,一次總爆發、總清算就在所難免.一旦這種總清算到來,就不再是以“過得去”為目的,不但要清除把路堵死的那輛車,還要趕走所有占道甚至沒有占道的車,推翻砸爛、放火焚燒之類極端行為就都不可避免.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,革命是暴動,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.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改朝換代,都是各種暴烈行動的總匯演.中國幾千年間這種周期性的總清算發生了不下幾十次,黃炎培先生看到了這種周期性,對毛澤東感嘆說“其興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.黃老先生沒有看到,蠶食大眾利益,一寸一寸地堵死大多數人的路,從圣明君主的太平盛世就已經開始,只不過承受總清算后果的,是他們的倒霉子孫.從這個意義上講,其“亡”不“忽”,“亡”早就寓在“興”中.

從微觀層面看,占道模型也很有價值.前邊我們已經論證,現實生活中各種以權謀私的行為如同占道停車一樣,通常不會遇到阻礙,但前提也是讓別人過得去.如果他做得太過分,有人過不去,他就有可能被掀翻.許多貪官落馬,并不是因為貪污,也不是因為他貪污的數額最大或運氣最差,而是因為他把別人的路堵死了.西安體育彩票案,特等獎四輛寶馬車已經有三輛落入了主辦人的口袋,只有一輛僥幸被彩民抽中,主辦者不甘心,這一輛也要拿回來,為此不惜給中獎者劉亮扣上造假的黑鍋,楞小子劉亮無路可走,爬上了廣告牌以死相脅,一個驚天大騙局由此穿幫.如果當時主辦人能讓劉亮“過得去”,自己現在就不會在牢里啃窩頭,而是繼續他那火紅的體彩事業.這一案落馬的貪官都覺得委屈,因為許多大老虎都安然無事.他們不明白,人家占的是大路,并排放三輛大巴別人還過得去;你堵了洗手間的門,放一輛自行車別人也不答應,僅此而已.

4.公共財富由政府照管是靠不住的

占道模型中,警察代表政府(廣義上的)職能.糾正占道,不可能指望群眾,只能靠警察,由此我們不難引申出維護社會正義,只能靠政府的結論.如果司法機關不能嚴明執法,單靠給群眾“普法”,永遠不能實現秩序;如果政府不能有效打擊犯罪,無論怎樣提倡見義勇為、群防群治也無濟于事.政府掌握了全部社會管理資源,具有不可替代的權威性,而它的素質和運作狀態,直接決定著社會的面貌.令人遺憾的是,從占道模型來看,我們的政府明顯不稱職.一個連占道都糾正不了的政府,有什么理由讓我們相信它在其它我們看不到的領域里,是在廉潔而高效地運作?國有銀行的巨額壞帳,國有土地的輕易流失,縣鄉財政的普遍破產,江河湖海的嚴重污染,都印證了占道模型所反映的情況是準確的.情況就是如此嚴峻:中國社會中巨大的屬于全體人民共有的財富,人民只能拜托政府來看管,但政府顯然不能勝任,面對各種形式的蠶食甚至鯨吞,基本上束手無策.目前的利益格局之所以還能維持,是因為大家還“過得去”,而我們知道形形色色的占道者是不可能理性的實行自我約束的,蠶食鯨吞行為總是日趨瘋狂和變本加厲的,一旦到了路被堵死,多數人過不去的程度,脆弱的平衡就被打破,大的社會動蕩就不可避免.

5.根本的解決之道

占道模型給我們揭示出一個中國特色的難題:公共的利益每個人都想咬一口,而維護公共利益的事情每個人都不愿意出頭;有權的管理者不稱職,名義上的國家主人對不稱職的管理者又奈何不得.能解開這個難題,基本上就找到了改造中國社會的辦法.

我們不妨還拿占道模型來看:如果這條路不是公路而是私家路,還有沒有這么多車拿它做停車場?想占便宜的人總會有的,但路的所有者會不會聽之任之?顯然,公共財產實際上的無主狀態,是它屢遭侵害的根本原因.那么,解決的第一條根本方法,就是盡可能地把一切無主財產,都轉化成有主財產.財產有了主人,它的安全問題自有人操心.

管路的警察,之所以敢玩忽職守,是因為他的大蓋帽并不掌握在過路群眾的手上,而是掌握在他的局長、隊長手上.這種情況下,他應當對過路的群眾負責還是對自己的局長、隊長負責,哪怕素質再低,他也不會弄錯.如果我們能改變一下這個機制,變成由過路司機決定他的考核成績,如果出現占道堵路,包括他的局長、隊長,統統下崗,第二天占道的車就一定會全部消失.這就是另一條根本方法:把任命政府改為票選政府,使政府由現在的對上級負責改變為對選民負責.

即使在目前機制不變的情況下,我們注意到一個現象,如果有一天某條占道嚴重的路被電視或者報紙曝了一個光,第二天路上就干干凈凈了.這就是陽光的作用,監督的作用.腐敗、霉變都發生在黑暗的地方,如果輿論監督再開放一點,透明度再提高一點,這個社會就會更清新更和諧一點.所以,第三條根本的辦法是:打開黑箱,一切在陽光下操作,任何臺下交易,都以謀私論處.

以上三條,早已被先進國家的實踐證明是治國驗方.然而徒善不足以為政,徒法不足以自行,這些東西總要有人去落實.靠誰?還是得靠政府.誰要說靠人民能解決問題,那是不負責任的胡說.無組織的民眾,連占道停車都糾正不了,如何能改造社會?人民能做的,就是支持、批評、改造、監督政府.要在盡量避免社會動蕩的前提下改造中國,一個強大、高效、廉潔,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我們唯一的希望,這也是占道模型給我們的重要啟示.